艺术家 Germa Machuca 以自身为祭坛与指引之光，照亮秘鲁反跨性别与反原住民暴力之间的关联。
本文翻译自Cuerpx en Vela: Performance Travesti frente al Necro-Estado，作者Malú Machuca Rose 为西北大学表演研究博士候选人，博士论文由 Buffett 全球事务研究所、性／别研究项目（SPAN）与研究生院（TGS）研究奖资助。
donde luego de la orgía
amanecemos boca abajo
asesinadas por el odio infame
de su (tanta) hombría avergonzada
ahí donde negaron nuestros nombres
los que gritan por justicia,
por tanta vida arrebatada,
va la marcha fúnebre y su olor
a carne baleada
-“Sudario”, Germa Machuca
(大意)
在那场狂欢之后
我们面朝下醒来
被他们（那样）可耻的男子气概
的恶恨所杀
在那里，他们否认了我们的名字
那些为正义呐喊的人，
为了那么多逝去的生命，
葬礼进行曲响起，带着
弹痕累累的血肉的气味
——《裹尸布》，赫尔玛·马丘卡
2023年2月13日，利马各处的跨性别女性在清晨看到了伊基托斯跨性别女性鲁比·费雷尔(Ruby Ferrer)遭受酷刑与杀害的视频。视频由其绑架者发到她们的WhatsApp群组，作为此前死亡威胁被“兑现”的证据。不久之后，关于普里西拉·阿瓜多(Priscila Aguado)被杀的类似消息传来。两人皆为性工作者，因拒绝向黑帮缴纳“保护费”而遭到勒索。至今，这两起案件仍未侦破，正义依然缺席。
我写下这些文字之际，跨性别者与travestis的社群正加入由运输业与商会发起的一系列全国抗议与罢工，控诉国家对秘鲁社会治安失序的无所作为。许多女性以性工作者团体的形式组织起来，谴责勒索、保护费勒索、跨性别女性被杀害和谋杀等罪行，这些罪行已导致利马中央停尸房人满为患。依据犯罪与暴力观察站(Observatorio de Crimen y la Violencia)的数据，勒索案件自2019年的2618起上升至2023年的17426起。同时，谋杀与谋杀未遂在2022年至2024年间增长了38%。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因官方记录不足而被系统性低估，目前尚无官方统计数据能够准确反映暴力事件的严重程度。
与此同时，作为全拉美支持率最低的国家元首，蒂娜·博卢阿尔特(Dina Boluarte)政府提出的法律在保护公民方面极其不足。比如，2024年8月颁布的第32108号法，事实上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更多不受惩处的空间；而所谓“城市恐怖主义法”目前正在国会辩论，拟对刑法做出修改，试图利用自秘鲁内部武装冲突以来社会上仍然普遍存在的恐惧心理。
撇开普遍的不安全感不谈，秘鲁并无对LGBTIQ+群体的正式保护：该国没有性别认同法、婚姻平等法、反仇恨犯罪法，也没有跨性别者就业保障法。即使是本就岌岌可危的艾滋病治疗和护理公共项目，在博卢阿尔特独裁政府的统治下也面临着药品普遍短缺的问题。去年五月，博卢阿尔特政府颁布法令，将跨性别身份归类为精神健康障碍。
如果性工作者被迫走上街头，要求为黑帮的“处决”讨回公道，那是因为政府比黑帮更糟。2024年2月，性工作者在利马抗议同伴被杀。（JUAN ZAPATA / WAYKA）
travesti们并未将自身处境与国家整体情势割裂开来。她们是被压迫的人民的一部分，她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抗议在傅吉莫里(藤森)-蒂娜体制(fujidinista)下民众所遭受的暴力。travesti艺术家赫尔玛·马丘卡(Germa Machuca)的行为艺术作品《烛光下的身体》(Cuerpx en Vela)凸显了支撑反跨性别与反原住民暴力的死亡政治（necropolítica）之间的联结；这些暴力服务于同一批政客之目的：让这些斗争中的声音与身体从公共空间中消失。
“恐怖分子标签”（Terruqueo）
在秘鲁谈论“恐怖主义”仍是异常艰难且充满撕裂的话题。所谓“内部武装冲突”(conflicto armado interno)发生于1980年至2000年，主要表现为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MRTA）、农民自卫巡逻队与国家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后者为开展“反叛乱”行动而暂停法治，系统性地侵犯人权，造成约69000人死亡与失踪。在此期间，被冠以“恐怖分子”的并不只有武装团体，也包括任何对当局持反对立场的力量。此状况在阿尔韦托·傅吉莫里(（)Alberto Fujimori, a.k.a 藤森谦也)独裁及其1992年4月5日自我政变后进一步加剧。正如政治学者乔-玛丽·伯特(Jo-Marie Burt)所言，傅吉莫里政权将内战所致的恐惧工具化，用于自身政治目的：瓦解与分裂公民社会，压制反对政权的声音，并以“铁腕”权威政策为名，把国家“整顿”起来。凡被指控为恐怖分子者都可能被拘捕，很多情况下还会被“失踪”。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CVR）指出，反恐行动导致了绑架、大屠杀与法外处决，包括利马的拉坎图塔（La Cantuta）与巴里奥斯阿尔托斯（Barrios Altos）案，以及阿亚库乔的洛斯卡比托斯（Los Cabitos）案。在这样的恐怖与极端暴力的语境中，公民力量被削弱，社会中广大群体在对“他者”的恐惧、以及基于族裔与阶级差异的分裂中，选择支持藤森的威权举措。
“Terruqueo”（给人贴“恐怖分子”标签）便是在此背景下出现：它以“恐怖分子”（更准确地说是“terruco”，带侮辱性的称谓）来指称“他者”。历史学家卡洛斯·阿吉雷(Carlos Aguirre)指出，这一称呼既用于真正或被指称属于武装团体的人，也用于抹黑持进步或左翼政治立场者、人权机构以及原住民。后者的关联在秘鲁的种族语境中尤为强势，于是“印第安恐怖分子（indio terruco）”的标签应运而生。他们不仅被指责犯有政治暴力罪行，还被指责为侵犯有色人种抗议者权利的借口，这些抗议者向政治阶层提出诉求，而政治阶层却视他们为“进步”的敌人，而非公民。
记者奥斯瓦尔多·博洛·瓦雷拉(Oswaldo Bolo Varela)认为，该词集中体现了该国精英阶层所蔑视的种种方面——不仅是犯罪行为，还包括那些被他们谴责的政治行动（如反抗国家）；包括作为原住民、说克丘亚语且贫穷的族裔身份；以及他们强加给这种族裔的所谓“道德品质”，即被视为受意识形态煽惑而非理性行事的主体。于是，“terruqueo”成为一种政治策略，它强化了新自由主义共识，并伪装成民主和正义来为其存在辩护。
令人畏惧的身体
当秘鲁因政治暴力而震荡之时，20世纪80年代也成了另一个“内部战争”的舞台——发生在同性恋者与travesti身体之上的艾滋病疫情。1982年，这种被视为“瘟疫”的疾病传入秘鲁，同样引发了恐惧。感染艾滋病的身体，尤其是在治疗药物问世之前，不仅因为疾病本身，更因为当时普遍认为这种疾病是性行为的后果，而这种性行为在历史上被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法律所污名化和定为犯罪。
此外，还有对传染的恐惧：男同性恋者与travesti的身体一旦与艾滋病联系起来，便变得危险、不可触碰，在痛苦中被非人化。因为被与死亡联系在一起，他们在生前就被宣判了“死刑”，与被“贴恐怖分子标签”的身体遭遇同样的命运：被抹除。没有任何官方政策为他们的存在做统计；因此他们被埋葬在乱葬岗、失踪且得不到公正对待的情况并不少见。从这个意义上讲，被“terruqueo”推向死亡政治之中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而被杀害的人，以及那些被谋杀、被家人遗弃、感染艾滋病毒的travesti们的死亡政治命运是相同的。她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都渴望在死亡面前获得尊严。
赫尔玛·马丘卡与travesti艺术
“变装永远是一种渗透与破坏的行动。”我在她家采访赫尔玛·马丘卡时，Ta这样提醒我——其实这并不是她第一次这么说。Ta自称Germafrodita，是一位跨学科的travesti艺术家，1970年生于利马，来自一个坚定左翼的家庭。Ta父亲为安第斯人，母亲为查卡约（Callao）人；Ta自称为“万种混血中的混血”，也是“所有二元论中之非二元”。Ta同时告诉我，Ta并不从那种“浪漫化原住民文化被挤压”的“混血”叙事发声，而更把自己理解为那些试图以暴力漂白与文化同化国家的构造之“私生、未被承认之女”。Ta也并不真正称自己为“非二元”，而是如Ta所说：“极端二元（binaríxima）”。Ta洞悉那些与“身份”捆绑的政治策略中的陷阱，更把自己理解为一名无政府主义的travesti，其策略更属于地下朋克而非“正统艺术”世界。
Ta是身体的艺术家，因为在资源匮乏之际，身体就是首选资源。Ta的舞台是广场，因为公共空间提供了远离艺术光环与奇观性的水平性：无公告、无门票、无中介。那也是政治争夺的一流场域，人民在此动员、提出迫切的诉求。恰恰是这些空间，竖立着所谓民主、正义、祖国与自由的丰碑。这些雕塑构成了我们全球南方城市的殖民时期建筑的一部分，在每一次反对政府的大规模动员中，它们都被与安全部队抗争的人民的鲜血染红。这些安全部队继续以恐怖主义为借口，为其垄断的致命暴力行为辩护。
2022年底，在对博卢阿尔特新政府和共和国国会的动员进行残酷镇压期间，49名遇难者的鲜血再次覆盖了这些雕塑。
傅吉莫里(藤森)-蒂娜同盟
尽管傅吉莫里在2000年第三任期上台仅两个月便出逃，之后又被引渡回国并因反人类罪被定罪，他的政治势力却并未式微。有人说，这段历史反而成了“傅吉莫里神话”的一部分：那位“好领袖”被追捕、被囚禁、再被释放——远非削弱其力量，反而在支持者中激起其民粹诉求的正当性。即便其女儿剋果·傅吉莫里(Keiko Fujimori, a.k.a. 藤森庆子)未能问鼎总统宝座，“傅吉莫里主义”仍维持其国会影响力，其最重要的旗帜之一便是为阿尔韦托·傅吉莫里争取特赦，甚至不惜让国家陷入全面动荡以达此目的。
与新自由主义右翼和保守主义结盟的这一政治势力，已将秘鲁的民主推入危机，导致自2016年以来更换了七位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于2021年就任总统时，这一阵营就声称，这位带给被忽视的农村与原住民群体以希望、并赢得他们大量选票的左翼教师，将无法完成任期。他们两次试图弹劾他。在第三次弹劾动议准备就绪之际，卡斯蒂略尝试解散国会，随即被罢免并拘押——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次“政治监禁”。就这样，他的副总统博卢阿尔特在2022年12月上台执政。
博卢阿尔特政府上台后的前三个月，记录在案的抗争共有1327起，其间包括882次游行、240次道路封锁与195次静坐，矛头直指她与把持国家的国会。自此执政的同盟被称为“傅吉-蒂娜体制(fujidinismo)”，不仅因为两股政治势力的结盟，也因为它们在动用武力方面的高度相似。在拉美总统中不支持率最高的她，几乎仅靠这一同盟维系权力。正是在她的任上，傅吉莫里的特赦最终得到落实。傅吉莫里本人在去世之前还曾断言，她将执政至2026年，这与民众要求尽快举行选举的呼声背道而驰。
2022年12月9日，秘鲁总统博卢阿尔特主持阿亚库乔战役198周年纪念仪式。（PRESIDENCIA PERÚ / CC BY-NC-SA 2.0）
阿亚库乔大屠杀
阿亚库乔是内部武装冲突期间受创最深的地区，也是冲突的中心。在秘鲁人的想象中，“来自阿亚库乔”几乎与“terruco”划上了等号。克丘亚语中，“Ayacucho”意为“亡者之角”。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统计，1980年至2000年间40%的死亡与失踪发生在阿亚库乔。这并非偶然：阿亚库乔位列全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多数受害者为原住民、农民与克丘亚语使用者。
2022年围绕时任总统卡斯蒂略被捕的抗议中，抗议者大多来自内陆的原住民与非裔秘鲁人群体；他们与“恐怖主义”的关联不仅出现在政治精英的话语中，也出现在政府官员的表述里，其中便包括博卢阿尔特本人。这显然与国家情报总局提供的信息相悖——该局局长在抗议爆发几日后即被“terruqueo”并迫令辞职；媒体核实的数据亦与此不符。虽然抗议自12月7日卡斯蒂略被拘即刻爆发，但随着更偏远的安地斯农村社群陆续在各南部与中部安地斯地区首府集结，抗议强度随之升级，并在2023年初多支代表团赴首都参与所谓“占领利马（Toma de Lima）”中达到高潮。
2022年12月15日（周五）是阿亚库乔最致命的一天：在胡安加机场（Aeropuerto de Huamanga）外的冲突中，10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策略很明显：除非经济被迫停摆，否则原住民与贫困群体的声音永远不会被倾听——政治精英们只有在他们的钱包流血时才能感到后果。起初，抗议并无严密协调，更多是出于巨大的愤怒。然而，在“terruqueo”的操弄下，当局以此为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让武装部队加入该地区的应对策略。
法援研究所（Instituto de Defensa Legal）的调查报道揭示了杀害抗议者的残酷方式：没有一人死于“作战交火”。其中两人背部中弹。那名15岁的少年正穿过跑道时被击中。其余人多被击中胸腹，另有两人额头中弹。其中一人只是在自家门口帮忙救治受伤的示威者。记者阿梅里科·赞布拉诺(Américo Zambrano)的报道指出，遇难者中有多人服过兵役，其中一人被枪杀时身穿军队的T恤。试图营救他们的是其他抗议者——他们在军人的枪口与皮靴威胁下，仍然为伤者包扎。军人违反自身内部条例，未对伤者施救。第一线的同伴将他们的身体抬离危险，然而其中一些已经冰冷。这些死亡已被国际人权组织（如国际特赦组织与美洲人权委员会）界定为法外处决。尽管如此，他们的家人却因质疑亲人遇害的方式而收到死亡威胁。
Cuerpx en Vela：请大声念出我的名字
机场外的大屠杀之后的几个月，对整个国家而言极其煎熬。次年2月，在瓦曼加的“记忆与反种族主义相遇”（Yuyaymanakunapaq Wiñaypaq）活动期间，于“何塞·玛丽亚·阿尔格达斯会馆”中，赫尔玛·马丘卡以艺术献上哀悼。这一次，ta带来了在“占领利马”期间首次呈现、如今经修改的行为表演《Cuerpx en Vela》。这里的“Vela（蜡烛／守夜）”具有双重意涵：她的身体本身是一支待点燃的蜡烛，同时她也在为死者守灵，持续守夜，毫不歇息。
赫尔玛身着白色连衣裙入场，头戴红色蜡制头冠，其上插有蜡烛，邀请他人前来点燃。ta默默步入大厅，只有高跟鞋踏在木地板上的声响盖过了阿亚库乔上空雷鸣的爆裂。她臂上托着一面巨大的秘鲁国旗，像是一具躺卧的遗体，但旗帜却布满污渍。白色中央有被灼烧的孔洞，并覆着红蜡，令人联想到每一发杀死被“terruqueo”的非裔与原住民抗议者的子弹在衣物上留下的印记。旗帜下方，她露出双手：一只握着火柴，另一只拿着火柴盒。赫尔玛默默等待着有人上前，为ta这具成为蜡烛的“身躯”点火。尽管ta一身白衣，仿佛广场上象征自由民主的雕像，但很快，红色熔蜡便会在ta皮肤、旗帜与衣物上流淌，将ta“染红”——当那一纸承诺破碎时，血就这样流出。这个作品的行动部分，由“他者”来完成：他／她被邀请把艺术家的身体当作祭坛。在赫尔玛自述的话里，“就像信徒步入圣所，观众被邀请来点燃蜡烛——而在这个隐喻里，把一切点燃。”
随着ta头冠上的蜡烛一支支点亮，一张写着遇难者姓名的小纸条在观众手中传递。每个名字下都写着：“请大声念出我的名字（Di mi nombre fuerte）。”名字被一个个念出，口号也重复喊出。这产生了强烈的效果：观众齐声高喊那些名字，在这次召唤中，一种记忆／抗争的行动再度被呼出：
Luis Miguel Urbano Sacsara
Christopher Ramos Aime
Raúl García Gallo
Clemer Fabricio Rojas García
José Luis Aguilar Yucra
Edgar Wilfredo Prado Arango
José Sañudo Quispe
Jhon Henry Mendoza Huarancca
Leonardo David Hancco Chacca
Jhonatan Alarcón Galindo
随着表演推进，这具变装之身被点燃、反抗，栖居在亡者的缺席之中，停留在哀悼里。炽热的红蜡灼烧ta的皮肤，ta召唤“烈士”的形象：以自身之体引燃抗争的导火索。面对国家的滥权、对抗争的犯罪化、以及只因发出斗争之声便被冠为“恐怖分子”的人的无差别杀戮，ta将自身奉为“活祭坛”。在这件作品中，ta确实“燃烧”自己，同时也让其他人照见：那些不为人民斗争付出身体的人；那些只等各地代表来利马示威、自己却不发声的人；以及那群对他们视为“可牺牲之他者”的死亡无动于衷的政治阶级。
头与尾：安第斯的travesti渗透
travesti者的身体与在抗议中死去的身体，如何连结？在安第斯世界观中，“头”与“尾”的权力象征在各类图像学中一再出现，具有多重意涵：社会、政治、神圣与军事。Germafrodita召回这些符号，并赋予其变装式的翻转：在ta的表演中，我们斗争的“头”与“尾”重新相连。死者领在队伍之前线——他们是“炮灰”；而travesti在队伍之后，被一再置于“尾部”，因为她们被视为软弱、病弱、残缺。
然而，在围绕博卢阿尔特的抗争中，这种连结并不显而易见。卡斯蒂略固然为社会中诸多长期被边缘化的群体——农民、工人阶级与少数民族群体——带来希望，但其意识形态中的父权与宗教倾向更接近保守右翼；他拒绝把性别与性议题纳入其斗争之中。尽管如此，左翼的同志与travesti依然支持他的竞选，并同样出现在2022与2023年的抗议中。尽管日常生活中她们的存在被正式否认，travesti们深知：那些站在第一线的人，夜里会来找她们的“尾巴”，以“证明自己的阳刚”。不少性少数的行动者在“占领利马”期间组织了“公共厨房”，为第一线提供食物——守护“头”与“尾”，给予粮食，也给予欢愉。
Germafrodita的表演再一次把“头”与“尾”缝合：把被杀于与抗议者同一条街道的travesti之死——那些常常被遗忘或被否认的名字——渗入这场对为斗争献身之人的纪念当中。当ta邀请他者点燃travesti身体上的蜡烛，便使其成为仪式的参与者：把纪念travesti之死纳入一个为生命、土地与主权而斗争的人民之死的名单之中。
哪些逝者值得我们为之哀悼、擎举、高举于游行的队伍中？
《Cuerpx en Vela》是一座通宵不熄的灵堂，它再度确认：它重申了travesti的生命与抗议活动中的死亡都是国家死亡政治的产物；而白人精英对此依然冷漠。我们还应把鲁比·费雷尔与普里西拉·阿瓜多的名字加入名单，以及所有在死亡面前未获尊严的跨性别与travesti们。请大声念出她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