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音清化

核心概念

  • 浊音清化：中古汉语的全浊声母逐渐失去声带振动，演变为清音，是汉语音韵史上的重要变化。
  • 涉及的中古全浊声母包括并母 b、定母 d、澄母 d、从母 dz、崇母 dz、常母 dz、群母 g 等。
  • 这一过程大致发生在宋元之间，即约10—13世纪；北方方言较早完成，南方方言的进展则不一致。

普通话中的演变规律

普通话的浊音清化并不是所有浊音都简单变成同一类清音，而是受到原有声调的影响：

中古声母 平声字 仄声字（上、去、入）
全浊声母 送气清音（次清） 不送气清音（全清）

这条规律通常概括为 “平送仄不送”。例如：

  • 并母 b：平声“皮、婆、盆”变为送气音 pʰ；仄声“被、步、败”变为不送气音 p。
  • 定母 d：平声“田、桃、唐”变为送气音 tʰ；仄声“弟、道、大”变为不送气音 t。
  • 群母 g：平声“奇、穷、求”变为送气音 tɕʰ；仄声“近、共、旧”变为不送气音 tɕ。

因此，普通话拼音中 p、t、k 与 b、d、g 的主要区别是送气与否，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清浊对立。

北方话较早清化的可能原因

关于北方话率先发生浊音清化，常见解释包括：

  1. 北方民族接触：宋元时期北方长期与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接触。这些语言缺少与汉语相同的清浊对立，非汉语母语者学习汉语时可能倾向于消除浊音，从而加速清化。
  2. 音系内部压力：中古汉语同时存在清浊对立和声调对立，而浊音声母又倾向于与低调相联系。随着声调发展，清浊区别可能部分被声调吸收，浊音的独立功能负担随之降低。
  3. 入声消失的连锁影响：北方话入声韵尾的消失改变了原有音节结构，并推动音系重组；浊音清化可能是这一系列变化的一环。

现代方言中的浊音保留

浊音保留程度是区分汉语方言的重要标准之一：

  • 吴语：上海、苏州、杭州、宁波等地的吴语系统性保留全浊声母。例如上海话“皮”读 [bi]，“桃”读 [dɔ]，“穷”读 [ɡʑioŋ]。
  • 闽语：全浊塞音通常不再保留，但部分方言仍有 v、z 等浊擦音。
  • 粤语：全浊塞音已经清化，但完整保留入声系统，从侧面反映古代音韵格局。
  • 客家话：浊音基本清化，但具体清化规律与普通话略有不同。
  • 湘语：老湘语部分地区保留浊音痕迹，新湘语则已大量清化。
  • 赣语：总体上基本清化。

保留程度概览

吴语 >> 闽语 > 粤语 ≈ 客家话 ≈ 赣语 > 官话（普通话）

卷舌音的发展

近代方言中的卷舌音消失

  • 19世纪的方言材料表明，今天许多不分平舌音、卷舌音的方言，过去曾经存在较完整的对立。
  • 成都《西蜀方言》（1900）用 ts、ts’、s 标记平舌音，用 ch、ch’、sh 标记卷舌音。“成都”写作 Ch’en2 Tu1，“层”写作 Ts’en2，说明当时成都话区分“成”和“层”。现代成都话的卷舌音已经消失，两字变为同音。
  • 贵阳《西语译汉入门》（1869）也区分平舌音和卷舌音：平舌音如“字” tsé、“嘴” tsòuy、“三” sān，卷舌音如“失” chě、“志” tché、“疮” tchouāng、“山” chān。
  • 传教士记录的主要是实际口语，较少受到传统韵书“崇古重官”的影响。因此，这些材料说明19世纪后期成都、贵阳等地确实存在平卷舌对立；现代四川、贵州部分地区的不分平卷舌，主要是近一百多年形成的。
  • 汉口话的卷舌音在1875年已濒临消失，仅残留于 chun、ch’un 等少数音节；1899年的记录中卷舌音已经消失，说明汉口话完成合流的时间早于成都、贵阳。

粤语和香港拼写中的历史痕迹

  • 今天广州话和香港粤语通常不区分平舌音、卷舌音，但早期香港地名、人名的英文拼写仍保留了这种区别。
  • 普通话卷舌音常以 ch、sh 表示，如“赤腊角”写作 Chek Lap Kok；平舌音常以 ts、s 表示，如“尖沙咀”写作 Tsim Sha Tsui。
  • “锡”写作 sek，“石”写作 shek，反映早期粤语拼写传统；现代广州、香港粤语中两字的声母已经不再有区别。
  • 赵元任指出，20世纪的广州话已经不分平卷舌，但早期教材普遍区分，因此《粤语入门》仍沿用了这种拼写区分。部分广西粤语至今保留较明显的差异。

卷舌音与满语的关系

  • 北京话卷舌音的产生与清朝或满语没有直接关系。满语本身没有北京话式的卷舌音。 > 幼时受教于家长和京语前辈，每发š、c、j三音时，常受申斥说：“这不是汉话，别咬得那么重，舌头松点儿。”甚至有时责骂说：“你也不怕舌头尖儿把上膛顶穿了！”
  • 瀛生《满语杂识》的回忆显示，会说满语的北京满族人认为满语 š、c、j 与北京话卷舌音不同，更接近英语的 sh、ch、j。
  • 满文后来还需要增添专门的字母来转写汉语卷舌音 r，这也说明满语并非北京卷舌音的直接来源。

中古汉语的三类来源

普通话卷舌音至少有三类中古来源：知组、章组、庄组。隋至盛唐时期，这三组声母的读音仍有明显差别；梵汉音译、方言材料和历史文献可以帮助重建其读音。

知组

  • 知组声母曾用于译写梵语的卷舌音，如梵语 ṭ、ṭh、ḍ、ḍh、ṇ；“阿迦腻咤”中的“咤”就是例子。
  • 钱大昕发现，知组与端组的 t、th、d、n 在分布上具有互补关系，因此提出“古无舌上音”：知组可能是更古老的端组声母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变体。
  • 福建部分方言仍将知组字读得接近端组。厦门话“茶”读 /te24/；闽南语“茶”的读音还经由马来语等语言传播，成为英语 tea 的词源之一。
  • 闽南语中“橙”读 /tiŋ24/，与普通话“丁”相近，“柳橙”因此产生了“柳丁”的写法。

章组

  • 章组与上古 t、th、d、n 也有密切关系。普通话 zh、ch、sh 与 d、t 的声旁关系，可以从“詹—儋”“它—蛇”“者—都”等字例中看出。
  • 中古章组主要是舌面音，如 /tɕ、tɕʰ、dʑ、ɕ、ʑ、ȵ/，发音部位接近现代普通话的 j、q、x，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卷舌音。
  • 普通话 r 声母的字大多来自章组的日母。日母原本是鼻音 /ȵ/，在苏南浙北、上海吴语以及部分广西粤语中仍可见其鼻音读法，如“日”在这些方言中读 /ȵiɪ23/ 或 /ȵɐt21/。

庄组

  • 庄组的中古读音已经比较接近现代卷舌音，包括 /tʂ、tʂʰ、dʐ、ʂ、ʐ/。
  • 它与上古 t、th、d、n 的关系较弱，反而与 ts、tsh、dz、s、z 等精组声母关系密切；“姓—生”的声旁关系可以作为例子。
  • 从历史演变看，庄组是普通话卷舌音中较早形成的一批来源。

北方方言中的合流过程

  • 在中古汉语中，“资”（精组）、“支”（章组）、“淄”（庄组）、“知”（知组）声母各不相同。
  • 元代至明初的北方话中，章组和庄组的“支”“淄”发生合并，而“知”因韵母不同仍与它们保持区别。京剧传统读音可概括为：资 ≠ 淄 = 支 ≠ 知。
  • 《中原音韵》记录的北方话已经接近这种格局，并特别强调“知”与“之”（与“支”同音）不能混读。
  • 《蒙古字韵》的材料则显示“支”和“知”已经同音，可概括为：资 ≠ 淄 ≠ 支 = 知。这反映了卷舌音合流仍在继续。

北京话及周边方言的特殊性

  • “色”“择”等字在普通话中同时存在平舌和卷舌读音，且韵母也有差异，是北京方言历史层次复杂的表现。
  • 北京在元、明、清长期作为首都，人口和官员来自全国各地，南方方言，尤其类似南京话的语音，对北京平卷舌分野产生了影响。
  • 因此，一些济南、郑州等地读卷舌音、南京读平舌音的字，在北京可能保留平舌读法；北京周边河北方言则常见另一套读法，如“所”读 shuo，“泽、责、侧”读 zhai，“策、册”读 chai。

二等韵

等韵学与“等”的概念

  • 中古汉语中，“刚—江—疆”“甘—监—兼”“高—交—娇”等字的韵母在当时确实不同，分别属于一等、二等、三等。
  • “堡”是一等字，“饱”是二等字；二者同属效摄，但中古时期并不同音。
  • “摄”是对韵母类别的归类，“等”则进一步表示同一摄内部的韵母差异。把汉字按“摄”和“等”分类，是中古等韵学的重要成果。
  • 守温被认为是等韵学的重要先驱，传统上认为他生活在唐末五代，并制订了“守温三十六字母”；不过他的生平和著作情况仍有不少疑问。

二等韵与上古 r 介音

  • 二等字在上古时期可能带有 -r- 介音，这一假说可以解释它们后来出现的元音变化和声母腭化。
  • “江”可能与东南亚语言中表示“河流”的词有历史关系。越南语 sông 可能来自古越南语 krông，这一比较材料提示“江”上古可能带有 -r- 介音。
  • “江”与“工”具有谐声关系，说明二者早期读音较为接近；后来在介音影响下，“江”发展出 -i-，并发生元音变化，形成今天与“工”差异很大的普通话读音。

藏文材料中的二等介音

  • 唐蕃会盟碑中的官员姓名“李绛”写作 ལི་ཀྰང་（li k’ang）。“绛”属于二等字，藏文在 k 下添加特殊字母，可能表示当时读音中存在不便直接记录的介音。
  • 这一拼写说明当时的“绛”既不像纯粹的 kang，也还不像后来带 -i- 的 kyang，而可能处于介音演变的中间阶段。
  • 但藏文材料通常会忽略二等介音；敦煌《游江乐》把“江”写作 ཀང་（kang），不能据此认为当时“江”没有介音。

见组二等字的腭化

  • 从晚唐开始，见组二等字逐渐出现 -i- 介音，并引发声母腭化，使 k、kh、g 等声母向舌面音方向发展。
  • 这一变化的早期系统证据首先见于越南汉字音，而不是北方汉语。
  • 越南汉字音中，二等字常见 -i- 或腭化读法，例如“高” cao、“交” giao、“娇” kiều，“家” gia、“甲” giáp、“江” giang、“敲” xao、“确” xac。
  • 与此同时，见组三等字在越南语中反而较多保留 k 类声母，如“疆” cương、“劫” kiếp、“检” kiểm。这说明二等字的腭化并不必然晚于三等字。
  • 辽代契丹小字也显示北方汉语的见组二等字开始出现 -i-：“校”使用了与“庙”“小”相同的拼写，而“庙”“小”在辽代已经很可能带有 -i-。

梗摄二等字的特殊性

  • 见组梗摄二等字是重要例外：它们在汉越音中通常没有像其他二等字那样出现 -i-，也没有普遍引发声母腭化。
  • 这可能与梗摄二等字较早的元音有关。北方汉语中，梗摄二等字的元音可能接近 /ɛ/，而其他二等字的元音多接近 /a/；不同元音对介音的触发作用并不相同。 > 粳稻，是我国南方主要农作物之一。其“粳”字到底应该怎么读？水稻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提出，“粳”字的正确读音应为“gěng”，而不是“jīng”。他的呼吁引发水稻科学界及相关学者的热烈回应,现已有来自全国14个省、3个直辖市近200名专家表示支持,其中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院士12人。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游修龄等185位专家共同签名起草了《关于修订粳（gěng）字读音的建议书》，准备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及商务印书馆呈报。
  • “粳”读 gěng 或 jīng 的争议，正反映了梗摄二等字在不同语音层次和方言中的复杂读法。
  • 梗摄二等字的 -i- 在北方主要分布于北京、河北、山东、山西一带；南方和西北官话中，“更、耕、羹”等字通常不读成北京话式的 ing、eng 两类读音。
  • “鹦、樱、硬、杏”等字的异读分布也不一致。“鹦、樱”在成都话中仍可读作 ngen 一类的形式；“硬”在中原、江淮、西南常见 eng；“杏”读 heng 的地域更广，说明词语传播和日常使用有助于保留地方读音。

江摄二等字的南方读音

  • 江摄中的“江、港、豇、觉、角、壳、确、学”等字，在长江流域的南系官话中常见没有 -i- 的读法。
  • 成都话“角”读 /ko/、“壳”读 /kho/；“黄桷树”中的“桷”也因此常被写成“果”，形成“黄果树”的俗写。
  • 南方读音还可能进入北京话。“壳”的口语读音 ké 可能来自南方读法，而 qiào 则更多保留在“地壳”“金蝉脱壳”等书面语境中。

声调的产生与阴阳分化

四声与阴阳调类

  • 中古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在许多方言中进一步分化为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
  • 阴阳分化的基本条件是声母的清浊：清声母通常与较高的起始音高相关，浊声母通常与较低的起始音高相关。

阴阳分化的生理基础

  • 发浊声母时，声带需要持续振动，喉部保持较低张力，声带振动频率和音节基频（F0）因此倾向于降低。
  • 在中古汉语中，同一声调内部的清声母字和浊声母字已经存在稳定的音高差异；最初这只是条件变体，并没有独立的音位地位。

浊音清化与音位转移

  • 当浊塞音、浊擦音和浊塞擦音逐渐清化时，声母的清浊对立消失，但浊音造成的低音高可能被保留下来。
  • 原本属于声母伴随特征的音高差异，后来转化为独立的声调对立，这一过程称为音位转移（transphonologization）。
  • 因此，原来的平声可以分化为：原清声母字音高较高，成为阴平；原浊声母字音高较低，成为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也可能经历类似的阴阳分化。
  • 这一机制并非汉语独有：有些语言在韵尾或清浊对立消失后，也会把原有的发音差异转化为声调差异。

声调分化的总体特点

  • 声调分化并不是四声同步、整齐地完成，各调类的历史命运不同。

四声各自的历史命运

  • 平声：阴阳分化最彻底、最普遍。北宋邵雍《声音唱和图》已经记录汴洛语的阴阳分化；北方话至迟在14世纪完成平分阴阳，元代《中原音韵》也明确区分阴平和阳平。
  • 上声：浊声母上声字在北方话中大规模并入去声，即“全浊上变去”。“道、动、断、坐、近”等字中古属上声，现代普通话读去声。北方话的阳上因此基本消失，而粤语、闽南语等南方方言仍保留阴上与阳上的对立。
  • 去声：由于吸收了大量原来的浊上字，北方去声的来源较为复杂，但普通话没有明显的阴去、阳去对立；粤语、吴语等南方方言仍保留阴去与阳去。
  • 入声：入声的阴阳分化受声母清浊影响，还受到 -p、-t、-k 韵尾强弱及元音长短的影响。粤语因此形成更复杂的阴入、阳入分化，进一步产生“九声”格局；北方话入声消失后，古入声字分派到平、上、去三声。

东亚语言中的比较材料

  • 越南语的声调发展与汉语有平行之处，历史上也形成过类似四声八调的格局；后来部分现代方言发生了调类合并。
  • 日语本身没有汉语式声调，但大量输入汉字音后，保留了观察中古汉语声调的历史材料。

安然《悉昙藏》的记录

我日本国元传二音。表则平声直低，有轻有重；上声直昂，有轻无重；去声稍引，无轻无重；入声径止，无内无外；平中怒声，与重无别；上中重音，与去不分。

金则声势低昂与表不殊，但以上声之重稍似相合，平声轻重始重终轻呼之为异；唇舌之间，亦有差升。

承和之末，正法师来。初习洛阳，中听太原，终学长安，声势太奇。四声之中，各有轻重。平有轻重，轻亦轻重，轻之重者金怒声也；上有轻重，轻似相合金声平轻、上轻，始平终上呼之；重似金声上重，不突呼之；去有轻重，重长轻短；入有轻重，重低轻昂。

元庆之初，聪法师来。久住长安，委搜进士，亦游南北，熟知风音。四声皆有轻重著力。平入轻重，同正和上；上声之轻，似正和上上声之重；上声之重，似正和上平轻之重；平轻之重，金怒声也，但呼著力为今别也。去之轻重，似自上重，但以角引为去声也。音响之终，妙有轻重，直止为轻，稍昂为重。此中著力，亦怒声也。

  • 9世纪日本僧人安然在《悉昙藏》中记录了日本所传的四套汉语声调系统，来源包括唐人、新罗人和赴唐学习的日本僧人。
  • 安然使用“轻重”等术语描写调值和声势。虽然具体解释较为困难，但“轻重”大体可以与阴阳调类联系起来。
  • 四套系统并不完全相同：其中一套明确记载“上中重音，与去不分”，可能说明阳上已经并入去声；其他系统则仍保留上声的独立地位。
  • 这些记录说明，唐代及其后传入日本的汉语声调并非单一系统，而是随着来源地域和时代不同而存在差异。

北方浊上归去的旁证

  • 如果安然记录的某一声调系统确实来自唐人音博士袁晋卿，它可能反映了北方汉语较早的演变。
  • 白居易《琵琶行》中“住、部、妒、数、污、度、故、妇、去”等字押韵，其中“部”“妇”在《切韵》中属上声。这种押韵现象表明，唐代中原地区的浊上归去已经相当普遍。

入声

核心概念

  • 中古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
  • 入声既是一类声调，也具有塞音韵尾特征，主要韵尾为 -p、-t、-k。
  • 汉语与周边语言长期接触后，部分语言形成了相似的声调格局：元音、鼻音收尾的音节分为多类声调，塞音收尾的音节集中为一类“入声”。

入声在东亚语言中的保存

  • 壮语、傣语、侗语、越南语：受到汉语影响后，常用本语言的入声类别对应汉语入声借词。
  • 泰语：数词“一、六、七、八、十”的借词分别为 เอ็ด（et）、หก（hok）、เจ็ด（cet）、แปด（paet）、สิบ（sip），保留了塞音韵尾。相关韵尾也可与广州话和越南汉字音中的对应形式比较。
  • 日语：虽然没有汉语式声调，但吴音、汉音中的入声留下了历史痕迹。ち、つ可以追溯到较早的 ti、tu；“十”的じふ、しふ则与更早的 \(-p\) 韵尾有关。现代日语的塞音韵尾已经发生变化，因此这里的“保留”主要是历史痕迹的保留。
  • 朝鲜语：일、륙、칠、팔、십分别对应“一、六、七、八、十”。其中中古汉语的 -t 多对应朝鲜语的 -l，而 -k、-p 等韵尾相对清楚地保存下来。

朝鲜语材料的历史意义

  • 朝鲜语本土词汇可以用 -t 结尾，所以朝鲜语本身并没有发音或表示 -t 的障碍。
  • “一、七、八”等汉字音却用 -l 对应中古汉语的 -t，这可能说明朝鲜人接受的北方汉语读音中，-t 已经开始弱化。
  • 申叔舟在《东国正韵》序言中指出，相关字本应以端母（ㄷ）作终声，但民间实际使用来母（ㄹ）；他认为 -l 发音舒缓，不符合入声短促、顿塞的特点。这说明15世纪的朝鲜学者已经意识到传统音韵和实际读音之间存在差异。

汉语入声的长期演变

  1. 中唐以后，北方汉语的入声韵尾开始弱化，-t 的变化尤其明显。
  2. 汉藏对音、汉回鹘对音等历史材料记录了部分韵尾弱化、改写或脱落的迹象。
  3. 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各地方言沿着不同路径演变：有的保留 -p、-t、-k，有的只保留其中一部分，有的将其转化为喉塞音、声调差异或其他音值，最终许多方言完全失去入声韵尾。

入声演变的其他证据与方言分化

契丹小字记录辽代汉语

  • 除了唐代藏文材料，辽朝契丹人的契丹小字也可以帮助推测当时的汉语读音。
  • 辽朝幽州地区的相关拼写显示：“册”写作 chaei，“德”写作 tei，“略”写作 lew。
  • 这些字在中古汉语中带有 -k 入声韵尾，而契丹小字所记录的辽代读音已经出现双元音化，说明 -k 韵尾在这一时期可能发生了弱化或转化。

西北地区的入声特点

  • 今天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入声，但历史上的西北地区曾经比其他地区保留更多入声现象。
  • 《切韵·序》所说的“秦陇则去声为入”，指秦陇地区把其他方言中的一部分去声字读作入声。
  • 宋代《集韵》记录了这类方音：“四”在关中可以读作 悉 的音，以 -t 收尾；“泪”则有与“律”相近的读音，也带有 -t 韵尾。
  • 这说明入声与去声并非始终完全分离；部分去声字可能继承了更早时期的塞音韵尾。

入声消失后的声调遗迹

  • 秦陇地区的入声后来基本消失，但古入声字并不一定与其他声调合流到同一类。
  • 在关中和晋西南的一些方言中，以 m、n、l 等次浊声母开头的古入声字可能读阴平。
  • 例如，陕西大荔和山西万荣的“泪”可以读阴平，并与当地的“律”同音，而不与“类”同音。这表明入声消失后，原有的韵尾对声调或声母仍可能留下影响。

“鼻”的读音说明方言差异

  • 《切韵》系韵书把“鼻”归为去声，但现代北方话普遍读阳平，这一读音可能与古入声来源有关。
  • 在山西、江浙、湖南、江西等保留入声或入声痕迹的地区，“鼻”大范围读入声。
  • 闽粤地区则较多保留去声读法，例如广州话的“鼻”通常读作阳去音 /pei22/。广州话“象鼻”中的“鼻”读入声 /pɐt22/，因此粤语使用者常把“鼻”借用同音字“拔”来书写，形成“象拔”。
  • 同一个汉字在不同方言中可能分别表现为入声、去声或阳平，反映了各地不同的历史音变路径。

尖团与腭化

一、尖团的基本概念

夫尖团之音，汉文无所用，故操觚家多置而不讲。虽博雅名儒，词林硕士，往往一出口而失其音……盖清文中既有尖团二字，凡遇国名、地名、人名，当还音处，必须详辨。

——清·乌拉文通《圆音正考·序》，1743 年

1. 尖音与团音

  • 尖音：传统上指精、清、从、心、邪等声母，在细音前保持舌尖或舌尖前的发音位置，普通话拼音常写作 z、c、s。
  • 团音：传统上指见、溪、群、晓、匣等声母在细音前形成的舌面音，普通话拼音常写作 j、q、x。
  • 在分尖团的方言中，下列字组并不同音：
字组 尖音一组 团音一组
齐 / 棋 c / tsʰ / q / tɕʰ /
新 / 欣 s / s / x / ɕ /
精 / 京 z / ts / j / tɕ /
节 / 结 z / ts / j / tɕ /
尖 / 坚 z / ts / j / tɕ /

以郑州话等典型分尖团方言为例，前一列属于尖音，后一列属于团音。

2. 尖团合流

  • 普通话及其基础方言北京话已经基本不分尖团。
  • 原有的 z、c、s 在 /i/、/y/ 等细音前发生腭化，变为 j、q、x。
  • 这些新产生的舌面音与原来就存在的团音合流，形成今天普通话的尖团不分。

二、腭化的语音机制

1. 发音部位

  • 普通话 j、q、x 的发音部位较靠后，舌前部接触硬腭或接近硬腭。
  • z、c、s 的发音部位更靠前，接近舌尖或舌尖前。
  • 因此，尖团合流不是单纯的拼写变化，而是声母发音部位发生变化的结果。

2. 协同发音与省力原则

  • 发音时，相邻音段会相互影响，音素并非完全独立。
  • 例如，古人发 gi（“机”）时，后面的前元音 /i/ 会使 g 的阻塞位置提前，靠近硬腭。
  • 这样可以缩短从舌根音到前元音的运动距离，降低发音努力，因而容易逐渐固定为语音变化。

3. 不同声母的腭化方向

  • g、k、h：由舌根部位向舌面或硬腭方向前移。
  • z、c、s：相反，腭化过程表现为向后移动。
  • 对多数北方方言而言，g、k、h 的腭化早于 z、c、s。因此曾经出现：
    • 团音已经变为 j、q、x；
    • 尖音仍保留 z、c、s；
    • 尖团仍然对立。
  • 这种阶段性的系统也保留在京剧、昆曲等传统读音中。

三、尖团名称与历史规范

1. 名称的来源

  • “尖团”这一名称与满文的字母形状有关。
  • 满文中表示 g / k / h 的字母字头较圆；表示 j / c / s 的字母字头较尖。
  • 满文音译汉语时，通常：
    • 用前一组字母记录汉语的 j、q、x；
    • 用后一组字母记录汉语的 z、c、s。

2. 《圆音正考》的分类

《圆音正考》是“尖团”一词较早出现的文献之一，并概括道：

试取三十六母字审之：隶见溪群晓匣五母者属团；隶精清从心邪五母者属尖。

这说明“尖团”最初既是发音分类，也与清代满汉转写、专名译写有关。

四、尖团在近现代的延续

1. “国音”与北京话

  • 民国初年，国语并非简单采用北京话，而是试图在北京话基础上进行规范化改造。
  • “国音”方案曾要求北京话分出尖团，但推广并不成功。
  • 后来较为纯粹的北京话取得优势，成为国语和普通话的主要基础，尖团对立也随之退出标准语。

2. 北方拉丁化新文字

  • 解放区曾推广北方拉丁化新文字，这套方案明确保留尖团区别。
  • 例如：
    • “新文字”写作 sin wenz；
    • “熟练起来的”写作 shu lian ki lai di。
  • 分尖团可以视为这套方案与北京话语音之间的主要差别之一。

3. 当代残留

  • 戏曲仍常要求区分尖团。
  • 新华社《英汉译音表》曾要求：
    • /siːn/ 译作“辛”（尖音）；
    • /ʃiːn/、/hiːn/ 译作“欣”（团音）。
  • 因此，尖团虽然不再是普通话的普遍音系对立，仍存在于戏曲、翻译和部分方言中。

五、方言材料：粤语中的尖团对立

广州话较多保留了尖团合流以前的声母差异：

字 广州话读音 历史比较
齐 cai / tʃʰɐi / 尖音一组
棋 kei / kʰei / 团音来源较古
新 san / ʃɐn / 尖音一组
欣 jan / jɐn / 团音来源较古
精 zing / tʃɪŋ / 尖音一组
京 ging / kɪŋ / 团音来源较古
节 zit / tʃit / 尖音一组
结 git / kit / 团音来源较古
尖 zim / tʃim / 尖音一组
坚 gin / kin / 团音来源较古

这些材料显示，现代普通话中已经合流的声母，在部分南方方言中仍能看到不同的历史来源。

六、特殊字例：腭化的时间差异

1. “吃”的提前腭化

  • “吃”中古属溪母，早期声母大致为 /kʰ/，与“契”同属一类。
  • 它可能因为使用频率极高，较早进入腭化过程：
    • /kʰ/ → /tʃʰ/；
    • 随知照组演变为现代普通话 ch。
  • 多数南方方言中，“吃”仍按溪母演变：
    • /kʰ/ → /tɕʰ/；
    • 湖南一带常读作 /tɕʰia/ 左右，与“恰”接近。
  • “恰烂钱”中的“恰”，正是“吃”在湖南方言中的正常演变形式。
  • 陕西关中部分地区的“翘”读作类似 cao 的音，如三原话 /tsʰau/，也可能反映了 /kʰ/ 提前腭化并进入知照组的过程。

2. 朝鲜材料显示的渐进过程

  • 朝鲜语汉字音较保守，因为它们主要继承中古汉语传入朝鲜时的读音。
  • 朝鲜语本身分尖团：
    • “京”读 경（gyeong）；
    • “精”读 정（jeong）。
  • 因此，朝鲜汉语教材可以记录中国北方话腭化的进行过程。
文献 见组字在细音前的表现
1670 年《老乞大谚解》 “京”的正音、俗音均作 깅（ging），尚未腭化
1765 年《朴通事新释谚解》 少数俗音开始腭化，如“几”正音 계（gye）、俗音 지（ji）；“去”正音 큐（kyu）、俗音 취（chwi）
19 世纪后期《华音正俗变异》 俗音中的见组字基本完全腭化，正音仍较保守

3. 《汉英韵府》所见的北京话

  • 1874 年《汉英韵府》仍认为“正音”中的 k 在 i、ü 前不应腭化。
  • 该书所说的“正音”可能接近南京地区语音。
  • 书中记录的北京话已经显示：
    • g、k、h 在细音前腭化，写作 ch、ch’、h’；
    • z、c、s 尚未腭化，写作 ts、ts’、s。
  • 这说明当时北京话内部仍存在语音层次，精组腭化和尖团合流尚未完全取得规范地位。

七、尖团合流与上古至中古的腭化

1. 第一次腭化：章组的形成

  • 近代汉语的尖团合流只是较晚的一次腭化。
  • 更早的上古至中古腭化波及面更广，直接促成了中古汉语章组声母的形成。
  • 部分章组字来自上古舌根音，演变路径与近代 g、k、h → j、q、x 相似。
  • 闽语的若干历史层次保存了较早的、未发生某些后期创新的反映，因此是讨论上古至中古演变的重要材料；但现代闽语本身包含多层历史成分，不能整体等同于某一时期的上古汉语。

2. “车”的双重读音

  • “车”在许多方言中有章组和见组两读：
    • 普通话 chē；
    • jū，通常与“居”同音，现代主要保留在“下象棋”等语境。
  • 一些方言在“舟车劳顿”等词中也读作“居”。
  • 这两个读音在腭化前本来就相近，后来分化为不同的声母类型。

3. “针”的亲属语言和借词证据

  • 中古汉语“针”读 /tɕim/，属于已经腭化的章组字。
  • 亲属语言中的对应词没有腭化：
    • 藏语 ཁབ་（khap）；
    • 缅甸语 အပ်（ap）。
  • 由于金属针及相关词汇较早传播到东亚，越南语和泰语的借词也能提供旁证：
    • 越南语 kim；
    • 泰语 เข็ม（khem）。
  • 越南语、泰语中的形式更接近上古汉语阶段，说明这些借词进入周边语言时，相关声母还未发生后来的腭化。

4. 章组的其他来源

  • 除舌根音外，一些章组字可能来自 /t、tʰ、d/ 等辅音的腭化。
  • 例如“者”与“赌”具有声旁关系：
    • 中古“者”声母为 /tɕ/；
    • “赌”声母为 /t/。
  • 陕西关中部分方言中，d、t 在 i 前也会腭化，因而出现“电”“件”同音的现象。
  • 不过，关中腭化的范围较窄；上古至中古的章组腭化则覆盖了几乎所有汉语方言。

八、总结：两次腭化与尖团关系

  1. 上古至中古的第一次腭化：波及广泛，促成章组声母的生成。
  2. 明清以来的第二次腭化：见组和精组分别在细音前变化，最终导致许多官话区尖团合流。
  3. 两次腭化之间仍有大量 k、kh、g 与 i、e 等前元音相配的字，因而继续具备腭化潜力。
  4. 现代汉语各方言的尖团差异，正是这些不同历史层次叠加的结果。

鼻音韵尾的历史演变

一、普通话音系中的线索

1. 为什么普通话有 ding、ting、ning，却少有 din、tin、nin

  • 普通话中有“听、亭、钉、宁”等 ting、ding、ning 音节，却几乎没有 tin、din、nin。
  • “您”“恁”等少数 nin 字，主要是近古以来合音形成的例外。
  • 这与前元音 /i/ 的腭化作用有关：上古 *tin 可能在中古变为 /tɕin/，后来在普通话中演变为 zhen。
  • “听、亭、钉、宁”等字在中古时期的韵母可能不是 /iŋ/，而是较后的 /eŋ/：
    • /eŋ/ 当时没有触发声母腭化；
    • 后来 /eŋ/ 高化为 /iŋ/，填补了现代 ting、ding、ning 的位置。
  • 中古 /en/ 在普通话中往往演变为 /ian/，如“田、填、天、滇、年”，而不是 /in/，因此普通话缺少 tin、din。

2. “真、欣、蒸”三韵的比较

中古韵 与现代韵母的近似 相关材料
真韵 较接近 in “紧”在日语吴音中读 きん（kin），朝鲜汉字音读 긴（gin）
欣韵 表面接近 in，但实际可能更后 梅县客家话“欣”读 /hiun/；“谨”在日语吴音中读 こん（kon），朝鲜汉字音读 근（geun）
蒸韵 可能更接近 ɨ 或后高元音，而非现代 ing 越南语“蒸”读 chưng，“兴”读 hưng；朝鲜汉字音分别为 증（jjeung）、흥（heung）

中古早期可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 /iŋ/；现代 ing 是后续元音演变的结果。

二、前后鼻音韵尾的混淆

1. “日月”与上古 -ik 韵尾

《诗经·邶风·日月》中反复出现“日居月诸”：

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

  • “日居月诸”可以理解为“日啊，月啊”。
  • 上古“居”“诸”的元音都可能是 /a/，但其声母分别接近 *k、*t。
  • “月”在中古收 -t，其韵尾与后面的 /a/ 连音，可以解释为 /ta/。
  • “日”若也收 -t，则难以解释为什么会连出 /ka/；这提示上古“日”可能曾有 *-ik 韵母。

2. 汉藏比较材料

一些中古读 -n、-ŋ、-t、-k 的汉藏词，显示出前后鼻音以及鼻音与塞音之间的对应：

汉语词 中古韵尾 藏文或相关形式 说明
节 -t ཚིགས་（tshigs） “節”的声旁“即”也显示 -k 线索
虱 -t ཤིག་（shig） 汉藏形式分别保留塞音韵尾差异
薪 -n ཤིང་（shing） 前鼻音与后鼻音对应
仁 -n སྙིང་（snying） 前鼻音与后鼻音对应

这些材料支持一个历史假设：在中古以前，汉语可能发生过一轮韵尾混淆，原有的 *-iŋ 变为 -in，原有的 *-ik 变为 -it。

三、-m 向 -ŋ 的演变

1. 《诗经·绿衣》的押韵线索

《诗经·邶风·绿衣》中，“风”与“心”押韵：

𫄨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 中古“风”收 -ŋ，“心”收 -m，按中古韵尾看并不容易押韵。
  • 一种解释是：上古部分 -m 在圆唇元音 /u/ 后变为 -ŋ。
  • “風”是形声字，声符“凡”保留了 -m 韵尾的线索。

2. “酓—熊”的材料

  • 楚国王室传统上称为“熊氏”，出土竹简却写作“酓”。
  • “酓”可由声旁“今”联系到 -m 韵尾，而中古“熊”已经是 -ŋ 尾。
  • “熊”的亲属语言形式也支持较早的 -m：
    • 藏语 དོམ་（dom）；
    • 缅甸语 ဝံ（wam）。
  • 福建部分方言仍把“熊”读作 /him/ 或 /kʰim/，可能保留了古 -m 韵尾。

3. 地域传播

  • -m → -ŋ 的变化可能较早发生在今天山东和苏北一带。
  • 东汉刘熙《释名》记载：
    • “兖豫司冀”说“风”要“横口合唇”，即保留 -m；
    • “青徐”则“踧口开唇”，可能已经把 -m 变为 -ŋ。

四、西北方言的后鼻音脱落

1. 变化概况

  • 西北方言曾出现 -ŋ 弱化、脱落或与前元音重新组合的现象。
  • 这类变化使部分 -ŋ 韵变为类似 -o、-i、-a 或其他非鼻音形式。
  • 它与华北方言稳定保留 -ŋ 的格局形成对比。

2. 吐鲁番和高昌回鹘材料

唐代以前，汉语已经是吐鲁番盆地的重要通行语言。高昌回鹘沿用当地汉语地名，并用回鹘字母记录其读音，因此留下了晚唐西北方言的痕迹：

现代或历史地名 回鹘文形式 相关变化
柳中（今鲁克沁） Lükčüng 保留古地名来源，但后续读音发生变化
赤亭（今七克台） Čïqtïn 反映当地汉语地名的历史读音
高昌 Qočo “昌”的后鼻音已经脱落，变为 čo
张 粟特字母 cā 记录中鼻音脱落

3. 回鹘文《玄奘传》

  • 回鹘文《玄奘传》约成书于 10 至 11 世纪之交，译者为胜光法师（Šiŋqo Šäli Tutung）。
  • 文本中的鼻音脱落包括：
    • “光”写作 qo；
    • “大唐”写作 Taito；
    • “三藏”写作 Samtso；
    • 玄奘法号写作 Hüintso，其中 -ang 可能已经变为 -o；
    • “洛阳”写作 Laghki，即“洛京”的转写。
  • 这些形式说明，晚唐至宋代西北地区的 -ŋ 脱落并非偶发现象，而是具有区域系统性。

4. 宋明文献中的西北读音

陆游曾记载：

四方之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秦人讹“青”字，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

明代陆容又记载“山西人……以青为妻”。这些材料与今天山西、陕西部分地区的读音相互印证，说明西北方言的后鼻音脱落曾长期存在。

五、现代西北方言与地名遗存

1. 华北方言的回流影响

  • 明代以后，华北方言对西北方言的影响不断增强。
  • 华北方言稳定保留 -ŋ，因此许多已经脱落鼻音的西北读音又重新借入带鼻音的形式。
  • 今天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大多数方言已经很少保留这一特征。
  • 山西、陕西部分交通较不便的地区仍能看到较明显的遗留。

2. 西安及关中地名

  • 西安口语中，后鼻音脱落只残留在少数词里，如“横”“耕”“蹦”（跳，读 /pie/）。
  • 但关中地名保存了更多历史层次：
    • “龙王河”读作 /luɤ24/（“罗河”）；
    • “养老宫”读作 /yɤ31/（“约罗宫”）；
    • “陈兵坊”读作“陈 /pei31/ 坊”（“陈伯坊”）；
    • 澄城“永内”读作 /y55 næ55/；
    • 大荔“步昌”读作“步 /ɕyɛ55/”。
  • 这些地名因口耳相传，往往比普通词汇更能保留古代方言的遗音。

3. “打”的特殊传播史

  • “打”的声旁是“丁”，但在中国大多数方言中已经失去鼻音。
  • 江浙部分方言仍保留带鼻音的读法，例如上海话“打”听起来接近普通话“党”。
  • 这可能与唐代长安方言的传播有关：长安话中的后鼻音脱落通过政治、文化和人口流动影响了大范围汉语读音。

六、总结：鼻音韵尾演变的证据链

  1. 普通话音系分布：ting、ding、ning 与 tin、din、nin 的不对称，提示前元音、腭化和韵母演变之间存在联系。
  2. 韵书与方言比较：真、欣、蒸韵的差异说明现代 ing 不能直接投射到中古汉语。
  3. 《诗经》押韵与连音：可为上古 *-ik、*-m 等韵尾提供线索。
  4. 汉藏及东亚材料：藏文、缅文、越南语、朝鲜语、日语和回鹘文保存了汉语历史韵尾的不同侧面。
  5. 方言与地名：山东、苏北、福建、山西、陕西和西北地名材料显示，鼻音韵尾变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层次性。
  6. 核心变化：上古至中古汉语经历了 -m、-n、-ŋ 之间的重新分布，以及鼻音韵尾向塞音韵尾、非鼻音韵尾转化的过程；现代汉语方言保留了这些变化的不同遗迹。

鼻音声母的历史演变

一、福建方言中的鼻音声母

福建方言在词汇和语音上都保留了不少古老特征。多数现代方言大体可以看作《切韵》音系的子集，而福建方言有时还保留《切韵》中已经消失、可能属于上古汉语的区别。

  • 中古匣母的一部分字在上古可能来自 g，福建方言或许保留了这些读音的痕迹：
    • 闽南“寒”读 kôaⁿ；
    • 福州“咸”读 /keiŋ/；
    • 常州“环”读 /guæ/，“厚”读 /gei/，但相关字数远少于福建方言。
  • 闽南方言中存在一组系统性的鼻音塞化：
鼻音声母 闽南方言中的变化方向
m m → b
n n → l 或 d
ng ng → g

这些变化是否直接继承自上古或唐代语音，仍需要结合其他材料判断。

二、闽南塞化与日语汉音

日语汉字音主要有吴音和汉音两套：吴音大体来自南北朝时期的江南，汉音则主要来自唐代长安。日语汉音也出现了与闽南方言相似的鼻音塞化：

汉字 吴音 汉音 变化线索
米 まい（mai） べい（bei） m → b
内 ない（nai） だい（dai） n → d

日语不区分 ng 和 g，因此疑母 ng 是否发生塞化，不能单凭日语汉音判断。

不过，闽南的塞化未必是从唐代长安直接传入的。闽南以外的福建方言普遍没有同样的系统变化：

  • 福州“闽”读 /miŋ/，“我”读 /ŋuai/；“我”的韵母可能很古老，但声母没有发生闽南式塞化。
  • 至少部分老年福州话仍基本区分 n 和 l，这也使福州方言直接经历闽南式塞化的说法变得不确定。

三、唐代长安音中的鼻音塞化

1. 不空译经的梵汉对音

不空翻译的《佛说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中有一段密咒：

怛你也（二合）他（一）尾摩黎尾摩黎（二）曩俱枳黎（三）室唎（二合）末底（丁以反四）军拏黎（五）嫩奴鼻（六）印捺啰（二合）儗（二合七）母隶娑（二合引）诃。

对应的梵文是：

Tadyathā vimale vimale vana kokile śrīmati kuṇḍale dundubhi indrāgni mauli svāhā。

这段音译显示，不空试图用汉字尽可能准确地记录梵语发音：

梵语形式 音译材料 观察
dya “你也” 使用普通话读作鼻音的字记录浊音
ḍa “拏” 采用鼻音字对译浊音
dun、du “嫩、奴” 反映鼻音声母与浊塞音之间的对应
drā “捺啰” 以鼻音字记录声母
g “儗” 可能反映疑母声母的当时读法

“口”旁字往往表示原音没有合适的汉字，译者只好选取近似字，再用“口”旁提示读音存在差别。

2. 鼻化韵母的保护作用

  • 梵语 na 使用“曩”这样的生僻字，可能是因为“曩”带 -ng，在当时的西北方言中，后鼻音或鼻化作用能够使声母不那么塞化，从而更接近 n。
  • agni 的 ni 也使用了极罕见的字，可能反映了类似的音值选择困难。
  • 日语汉音中“宁”读 ねい（nei），没有发生塞化，也可作为旁证。
  • 现代闽南方言仍有类似交替：
    • “麻”因韵母鼻化而保留 m，读 môa；
    • “磨”的相近读音因没有鼻化，声母塞化为 b，读 bôa。

四、鼻音塞化的地域分布

唐代长安音曾经影响很广：它不仅传播到日本，晚唐至北宋的汉藏、西夏和回鹘对音也倾向于记录鼻音塞化。例如敦煌曲子《游江乐》把“望”拼作 བོའུ་（bo’u）。

但宋代以后，随着西安政治、经济地位下降，古代西北方言的影响逐渐减弱，塞化读音又受到保留鼻音的华北方言影响。

地区 鼻音塞化的表现
西安 今天鼻音与普通话差别已经很小，仅少数词保留痕迹
韩城 m、n、ng 仍略带塞化色彩
山西部分地区 m、n、ng 分别接近 mb、nd、ngg
甘肃南部、陇西 历史 ng → g，随后清化为 k；“安”可读 /kæ̃/，与“干、甘”同音

山西部分方言保存了一些可与中古西北汉语材料比较的特征，因此其鼻音塞化与中古西北地区的类似现象之间可能存在历史联系；但不能把现代山西方言简单视为古代西北方言的直接后裔，也不能与闽南方言的独立演变简单等同。

其他方言也有局部塞化：

  • 江西、湖南部分方言中，l 在 /i/ 前塞化：抚州、衡阳“梨”读 /ti/，赣北湖口读 /di/。
  • 闽南、潮汕、海南的一些来母字具有特殊读法：厦门“鲤”读 /tai/，潮汕“鹿”读 /tek/，海南“鹿”读 /ɗiak/。
  • 福建中部山地“螺”的特殊读音，如沙县 /sue/，也可能保留超出中古汉语音系、更加古老的层次。

五、日母：从鼻音到普通话 r

1. “霓—儿”的声旁关系

在中国绝大多数方言中，鼻音声母最终都没有形成 mb、nd、ngg 一类的稳定读音，但有一个鼻音大范围塞化并继续演变为普通话 r，即中古日母。

“霓”的声旁是“儿（兒）”，普通话中两字读音相差很远；苏南、上海、浙江的许多方言却把“儿”和“霓”都读作 /ȵi/，因此仍能直观看到二者的谐声关系。上海话“人”读 /ȵiŋ/，也保留了普通话 r 字的一部分鼻音来源。

2. 日母在各地方言中的读法

普通话 r 在方言中的对应形式非常复杂：

地区或方言 相关读法
东北、胶东 “人”常接近“银”
四川 r 常读为 z
长江中下游、江淮 r 常与 l 混合，“让”可读成“浪”
粤东客家话 “日” /ȵit/，“仍” /ȵin/
福州话 “日” /niʔ/，“仍” /neiŋ/

殷德生记录的 19 世纪末汉口材料显示，当时汉口的 r → l 仍在进行，而武昌已经基本完成，说明这类合流并非古已有之，而可能是近代变化。

3. 粤语中的日母对立

  • 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行的《江湖尺牍分韵撮要合集》仍把“以”和“日”列为两个声母：当时“日”属日母，“逸”属以母；今天广州话二者已经同音，均读 /j/。
  • 《分韵撮要》中“迎、凝、认”属日母，而“盈、赢、型、营”属以母。
  • “迎、凝”中古属疑母，即 ng 声母。北方官话中，/i/ 前的 ng 多脱落；河南、山东常读 /iŋ/，北京“凝”则保留鼻音并发生腭化，读 /niŋ/。
  • 广西梧州话等粤语仍保留更古老的对立：
    • “日” /ȵɐt/，“逸” /jɐt/；
    • “认”可读 /ȵɪŋ/，与“盈、赢、型、营”的 /jɪŋ/ 对立；
    • “迎、凝”读 /ŋɪŋ/。

4. 汉藏比较与北方方言遗存

在这里采用的中古汉语分析中，早期中古日母可记作鼻音 /ȵ ~ ɲ/；汉藏比较材料也可作为这一分析的旁证之一：

  • “日”对应藏文 ཉི་མ་（nyi ma）、缅文 နေ့（ne）；
  • “二”对应藏文 གཉིས་（gnyis）、缅文 နှစ်（hnac）。

北方话也保留了一些日母读鼻音的痕迹：

  • 山西、陕西、河南许多地方把“人家”合音为 nia，其中 n 可能来自“人”的古代声母；
  • “廿”的 n 可能来自“二”的古代声母；
  • “你”是中古以后出现的俗字，可能记录了“尔”或“汝”的口语变读，也可视为日母鼻音的残留。

5. 日母塞化及其历史材料

闽南方言提供了日母塞化的参照：

  • 厦门、泉州的 /ȵ/ 塞化结果接近 l 和 d 之间的音；
  • 漳州、潮汕、海南则可能塞化为 /dz/，如漳州“热”读 /dzuaʔ/，潮汕读 /zuaʔ/。

长安汉音中，“如”吴音读 にょ（nyo），汉音读 じょ（jo）；敦煌《千字文》的汉藏对音用藏文 ཞི་（zhi） 记录“儿”。这些材料通常被解释为西北汉语的日母在当时已经发生了明显的非鼻音化或擦音化。

与其他鼻音声母的塞化主要局限于西北不同，日母的塞化很快扩展到整个北方。宋代中原音韵学把日母列为“半齿音”，而半齿音作为七音之一事实上只有日母一个成员。

《鸡林类事》成书于 1103 年，记录了孙穆在高丽所见的朝鲜语汉字对音。其中“四十曰麻刃”对应朝鲜语 마흔（ma-heun）；1447 年《龙飞御天歌》中的早期谚文 ㅿ 又系统对应汉语日母字。这些材料的具体解释仍有争议；较稳妥的结论是，当时中原日母已经发生显著的非鼻音化/擦音化。至于其具体音值是否可直接重建为 z，仍需结合不同材料讨论。

6. 从日母到 r

《辽史·国语解》记录“起儿漫”这一地名，即今伊朗克尔曼（Kermān）。波斯语 r 用汉语“儿”来对译，说明当时“儿”的读音已经接近 r：

  1. 日母早期可分析为鼻音 /ȵ ~ ɲ/；
  2. 此后发生非鼻音化、擦音化；某些方言或历史材料中可见 z、dz 一类反映，但它们不必代表所有地区共同经历的唯一中间阶段；
  3. 北方若干方言随后进一步发生舌尖化、卷舌化，最终形成接近 /ɻ/ 的反映；
  4. “儿”可能经历 /ɻʅ/ 等阶段，部分山西方言保留这一读法；
  5. 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儿”继续弱化为 /əɻ/，普通话 r 逐渐定型。

山西运城、永济的“儿”可能停留在 /ɻʅ/；晋南和关中部分地区则可能进一步平舌化为 /zɿ/。西安周围甚至出现“日”读 /əɻ/ 的现象。

六、儿尾、儿化与鼻音遗存

普通话 r 形成后，北方话的儿化也有了音系基础：

  • “儿”最初是独立的小称后缀；
  • 后缀虚化后，读音逐渐弱化；
  • 它失去独立音节地位并黏附到前一个音节，形成儿化。

北方汉语的儿化通常可从汉语内部“儿”后缀的弱化和黏附来解释；蒙古语、满语等接触因素是否对部分地区的具体发展产生影响，需要另行讨论，不能简单等同于儿化的直接来源。各地方言中“儿”的读音不同，儿化结果也不同：

  • 江浙仍读鼻音的地区，儿化常表现为附加鼻音，如“耳刮儿”变为“耳光”，“女儿”变为“囡”；
  • 台州温岭“橘儿”可读 /kyn/；
  • 温州“儿”本身读 /ŋ31/，再儿化时可能通过变调读作 /ŋ212/。

苏南、浙北和上海吴语中，“雀”常读 /tsiaʔ/。如果将“雀”儿化并加上鼻音，“麻雀儿”就会产生类似“麻将”的语音联系，这正是鼻音儿化留下的有趣方言线索。

七、总结：鼻音声母的演变链

  1. 福建、闽南、吴语和西北方言保存了不同层次的鼻音声母材料。
  2. 闽南及部分西北方言出现 m → b、n → l/d、ng → g 等鼻音塞化，但其历史来源未必相同。
  3. 唐代长安音、日语汉音、梵汉对音、汉藏对音和方言材料共同显示，鼻音塞化曾经具有较大的传播范围。
  4. 中古早期日母可分析为鼻音 /ȵ ~ ɲ/；此后经历非鼻音化、擦音化，并在部分北方方言中进一步舌尖化、卷舌化，最终形成现代北方话的 r 类反映。具体中间阶段并非所有地区完全一致。
  5. “儿”的弱化和黏附形成儿化；在仍保留鼻音日母的方言中，儿化也可能表现为鼻音增加，而不是普通话式的卷舌化。

轻唇音的历史演变

一、轻唇音与“古无轻唇音”

轻唇音主要指 f、v 一类由下唇与上齿接触或接近形成的声母。与之相对，p、ph、b 等是重唇音，主要由双唇形成阻塞。

汉语的轻唇音可能并非上古汉语固有的声母。18 世纪钱大昕通过异文和声旁关系提出“古无轻唇音”，认为后来的轻唇音是由重唇音分化而来：

轻唇音字 重唇异写或对应 说明
汶山 岷山 v/m 的异写线索
伏羲 庖羲 f/ph 与重唇音相通
扶服 匍匐 f/b 的对应

这不是说所有相关字在同一时期必然同音，而是说明轻重唇的音类分化晚于上古早期。

二、汉藏语和福建方言的旁证

藏文、缅文及相关现代语言材料可作为比较背景，但“缺少独立的 f 字母”本身不能直接证明上古汉语没有 f。更有意义的是系统性的汉藏比较、汉语内部谐声与异文、早期音译以及方言反映。若干普通话 f 字在这些材料中可见与 p、ph、b 相联系的对应：

汉语词 藏文、缅文或方言材料 相关线索
房 藏文 བང་བ་（bang ba） f/b 对应
纺 藏文 ཕང་（phang） f/ph 对应
飞 藏文 འཕུར་（’phur） f/ph 对应
妨碍 缅文 ပင်း（pang） f/p 对应
父 缅文 ဖ（pha）、藏文 ཕ་（pha） f/ph 与重唇音对应

福建大多数方言没有 f，尤溪话也不例外。朱熹所说的“闽浙声音尤不正”或许与福建人难以发出北方 f 的语音差异有关，但这只是历史情境的推测。

三、从重唇音到 f

1. 上古和中古早期的材料

上古晚期可能仍未形成稳定的轻重唇对立。“佛”和“浮屠”都是 Buddha 的早期汉译形式：

  • “佛”今天读 f，但梵语 बुद्ध（Buddha） 的开头是 b；
  • “浮屠”同样是较早的音译形式，其“浮”也曾被用来对应 b。

这类音译材料表明，早期译者可能把汉语重唇音视为梵语 b 的近似音，而不是使用后来的 f。

中古早期反切材料也显示轻重唇尚未完全分开：吕忱《字林》把“邶”切为“方代”，说明当时“邶”和“方”的声母仍可能相同。

2. 轻唇化的结果

中古以后，部分重唇音发生轻唇化，形成大致的演变链：

1
p、ph、b → 唇齿音 f、v

闽语中大量非轻唇化反映常被视为保存较早历史层次的证据之一，说明部分闽语层次可能在轻唇音分化以前已经形成。不过现代闽语同时包含后来的共同创新和不同年代的借词层，不能把整个闽语系统简单看作轻唇化以前汉语的直接保存。

四、重唇音的方言遗存

许多方言仍保留少数没有轻唇化的常用字：

方言 重唇读音材料
粤语 “心抱”的“抱”读 /pʰou/，本是“妇”的重唇读音；“番禺”读 pun
常州吴语 “粪”读 /pəŋ/，“痱子”读 /bai/；“肥皂”有类似“皮皂”的读法
梅州客家话 “飞” /pi/、“斧” /pu/、“肥” /pʰi/、“放” /piɔŋ/
湖南江永土话 “风” /pai/、“纺” /pʰaŋ/、“浮” /pau/

普通话中也有一些重唇遗存：

  • “父”的口语形式“爸爸”可能保留古代 ba 的读音；“爸”是后来为这一口语形式造出的形声字。
  • “不”在多数方言中仍保持重唇音，江浙吴语则较多发生轻唇化。
  • “阿房宫”的“房”有重唇读法；广东“番禺”读 pun，也保留了类似现象。

五、鼻音 m 的轻唇化：m → v → w

1. 普通话 w 的部分来源

广东话和许多南方方言中，部分普通话 w 字仍读 m：

普通话读 w 广东话或南方方言读 m
文、晚、亡、袜 m
微、武、万、挽 m
未、味 m

形声关系也提供了线索：“忙”的声旁“亡”提示，普通话 w 的一部分来源可能是古代 m。普通话“蔓”和“芒”还保留 w、m 两读：

  • “蔓延”和“藤蔓”读音不同；
  • “芒”曾有 wáng 读音，尤其用于“麦芒”，这一读法在北方农村仍可能听到。

2. 轻唇化没有完全完成

对于部分后来在北方表现为 w、而南方仍见 m 的历史音类，可以用类似 m → v → w 的路径概括某些地区的发展；但这不是所有 m 或所有现代 w 的统一来源，东南方言的 m 也不必一律分析为从 v “回归”而来：

1
2
3
m → v → w   （部分北方音类的一种概括性路径）
\
 m             （不少南方方言保存 m 类反映）

因此广州话以及许多南方方言仍保留大量 m 类反映，而普通话的部分 w 字可与较早的 m/微母 类音联系起来；普通话 w 还有其他历史来源，不能一概由 m 推出。

3. v 阶段与地域分布

在河南、陕西、山西等地，普通话读 w、广东话读 m 的字，常可读为 v。例如西安、洛阳、太原部分方言可能区分：

  • “晚”读 v；
  • “碗”读 w。

这说明 v 可能是 m 轻唇化后的中间阶段。江浙方言中还可见语体差异：常州话“问问题”中，口语动词“问”读 /məŋ/，词语“问题”中的“问”读 /vəŋ/。

明代《韵略易通》以“无”表示 v 声母；直到清代，山东、河北部分韵书仍把 v 作为独立声母。北京话在明代后期以后才逐渐发生 v → w 的合并，因此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没有独立 v 声母。

六、总结：轻唇音的两条演变路径

  1. 重唇音路径：部分 p、ph、b 发生轻唇化，形成 f、v；福建方言和部分南方方言保留了更多重唇读音。
  2. 鼻音路径：部分历史 m/微母 类音在一些北方方言中可概括为 m → v → w 一类发展，而许多南方方言保存 m 类反映；这只是部分音类的历史路径，不能解释所有现代 w。
  3. 藏文、缅文、福建方言、反切、异文、音译材料和现代方言共同支持“古无轻唇音”这一历史假说，但具体字例和演变年代仍需分别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