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课教师：Marina Terkourafi

授课地点：Leiden Linguistic Summer School，Leiden

日期：2025 年 7 月 22 日

一、民族主义如何“想象”民族

1.1 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

讲义将民族主义（nationalism）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它通过寻找并强调某群体成员之间的共同点，来同时实现两件事：

  1. 在内部将群体成员团结为“我们”；
  2. 在外部把该群体同“他者”区分开来。

民族主义尤其把民族与领土联系起来：

1
2
3
人属于某片领土
		<->
某片领土属于“这个民族”

这种联系是“被想象的”（imagined），并不是自然事实。原因包括：

  • 人群在历史上从未真正固定不动地属于某个地点；
  • 同一地点在同一时期往往就是多种人群共同生活的家园；
  • 领土与族群的边界并不会天然重合。

但民族主义会使民族看起来仿佛具有自然、物质性的存在：它把民族与边界内的土地绑定，使民族像植物、动物或个人一样被理解为“世界上本来就存在的实体”。这也可能排除被认为“不属于”该地点的人。

1.2 民族不是自然单位，而是历史产物

民族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界预先划分好的类别。

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许多人生活在多族群、多语言的帝国之中。这些帝国主要依靠行政制度维系，例如：

  • 政府与官僚体系；
  • 税收；
  • 军队；
  • 其他统治和管理机制。

讲义列举的例子包括波斯帝国、汉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加洛林/神圣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帝国、英国帝国和法国帝国。

这并不表示共同性在民族主义之前完全不存在。早在公元前 5 世纪，希罗多德已经把希腊人的血缘、语言和宗教联系视为共同纽带；希腊语中指称“异邦人”的 barbarian 也与“说着无法理解的话”的想象相关。

关键差异在于：

一般的群体共同性 民族主义中的共同性
共同性可以影响人们如何组织群体和相互支持 共同性被置于中心，并被自然化为民族团结与排除他者的理由
可以与多语言、多族群生活并存 常被用于建构单一民族、单一领土和单一归属的想象

1.3 民族主义的历史扩散

讲义指出，现代欧洲的民族主义在 18 世纪晚期形成，随后：

  • 在 19 世纪扩散到以欧洲移民为多数的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
  • 在 20 世纪扩散到非洲和亚洲。

这里的重点不是所有地区都以同一方式经历民族主义，而是“民族--领土--共同语言”的框架具有特定历史来源，后来被广泛用来想象政治共同体。

二、国家语言如何被创造

2.1 语言共同性也可以被建构和放大

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并非总是自然显著的；它也可以被制造、放大或呈现为更自然、更重要。语言就是最重要的共同性资源之一。

印刷术的发明（约 1440 年）改变了人们想象语言共同体的方式：

  • 原本从未见面、也不住在附近的人，可以阅读和理解同一种文字材料；
  • 因为共享阅读经验，他们开始感到彼此具有某种共同性；
  • 不同本地变体的《圣经》印刷，使欧洲的地方说法逐渐被提升为可与拉丁语并列的“语言”。

印刷不是被动地记录既有语言。要把一种语言写出来并印刷，必须选择：

在众多本地说法中，究竟以哪一种说法作为书写和印刷的代表？

这种选择会让某个变体获得更高可见度、权威和传播范围。

2.2 国家语言的双重目标

国家语言与民族一样，承担两项相互关联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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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部统一：让“说这种语言的人”被想象为同一共同体
外部区分：让“这种语言”与邻近群体或他者的语言不同

因此，国家语言往往是标准语言（standard language）：

  • 在内部追求同质化，即让同一国家/领土内的所有人尽可能“说得一样”；
  • 在外部追求差异化，即让该语言与邻居的语言保持可辨别的不同。

2.3 语言标准化的三个阶段

讲义将语言标准化（language standardisation）概括为历史过程，而不是一次性事件：

阶段 英文 内容
选择 selection 选择一种地方变体作为跨地方标准；通常与权力中心所使用的变体有关
编纂 codification 进一步将其规则化、规范化、扩展化，例如确立拼写、语法、词典和书写规范
推广 promulgation 通过学校、媒体、军队和其他国家层级机构传播该标准

这三个阶段说明：标准语不是自然从所有变体中“脱颖而出”的语言，而是社会制度、权力资源和传播机制共同推动的历史结果。

三、单语意识形态

3.1 定义

单语意识形态（monolingual ideology）是指：

某一地点应当只使用一种语言的观念。

它把国家、领土和语言设想为一一对应关系，因此否认一个国家内部本来就存在的多语言现实。

这种意识形态容易形成如下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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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一个国家
	=
一种人民
	=
一种语言

但实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可同时使用多种语言；一些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双语或多语地位，另一些国家则未必在宪法中规定官方语言。

3.2 官方语言、少数语言与区域语言

一种语言是否为官方语言，会影响其在教育、政府、医疗、司法、媒体和公共空间中的可见性与制度支持。

没有官方地位的语言并不必然完全没有保护：少数语言（minority languages）和区域语言（regional languages）仍可能获得一定的政府资助或法律保护。

但如果某种语言没有官方地位、缺乏制度承认，可能产生双重后果：

对语言 对使用者
污名化；语言濒危；语言死亡 污名化；语言不安全感；语言画像（linguistic profiling）；语言歧视

语言画像指人们依据某人的口音、语言选择、书写方式或其他语言线索，对其族群、国籍、阶级、能力、可信度或社会归属作出推断，并据此采取不同对待。

四、标准语言意识形态

4.1 定义

标准语言意识形态（standard language ideology）认为：

一种语言只有一种“正确”的说法，其他说法天然较低等或错误。

它否认同一种语言内部本来存在的多样性。

不同的说话方式可以包括：

  • 方言（dialects）；
  • 口音（accents）；
  • 与社会阶层相关的社会方言（sociolects）；
  • 与世代相关的青年语言等；
  • 与族群相关的族裔方言（ethnolects）；
  • 与性取向、风格和社群实践相关的语言差异。

讲义区分方言与口音：

类型 差异范围
方言（dialect） 可以涉及词汇、语法结构和语音
口音（accent） 主要涉及语音差异

人们不会只为传递信息而使用语言，也会借此表达身份。因此，即使都被归入“同一种语言”的使用者，也会因世代、成长地区、社会经历和群体参与方式而呈现不同语言实践。

4.2 标准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与代价

讲义强调，标准语言意识形态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毫无作用。它可能：

  • 形成团结感和归属感；
  • 促进可理解性。

但这种可理解性往往建立在不对称/单向可理解性（asymmetric or one-way intelligibility）之上：标准变体因地位较高、覆盖面较广，常被非标准变体使用者理解；反过来，标准变体使用者未必理解非标准变体。

它也会造成后果：

对象 可能后果
使用非标准变体的人 被视为不聪明、落后、懒惰等；在工作场所、公共空间乃至约会中受到歧视
语言本身 标准必须在书写和口语中维持同一性，因此标准语言意识形态常抵制、哀叹或贬低语言变化

需要区分：标准变体的制度功能并不能推出其他变体低等；“被制度化为标准”是历史和权力过程的结果，并不是语言学上的优劣排序。

五、语言意识形态与社会语言学分析

本讲的几个概念相互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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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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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领土与共同语言被自然化
	->
国家语言与标准化过程
	->
单语意识形态与标准语言意识形态
	->
语言承认、资源分配、污名化与歧视

社会语言学在此关注的不是判断某种语言政策、国家语言或标准形式“本身好或坏”，而是追问：

  1. 某种语言边界、标准或等级是如何被历史性地建构出来的？
  2. 哪些变体被选中、被编纂和被推广？哪些变体被排除或贬低？
  3. 这些选择如何影响使用者的机会、身份、归属和权利？
  4. 日常交际中，人们如何复制、协商或挑战这些意识形态？

这使“国家语言”“官方语言”“标准语”“方言”等看似自然的名称，成为需要被经验研究的社会历史对象。